上回講到，筆者自稱右派藝術家，對藝術形式非常執著。是否等於排斥其他種類，唯西洋交響樂獨尊，肯肯定不是。非洲人打非洲鼓，歐洲文明奏交響樂，唐人撚唐樂，倒有點「各盡所能」的意味。
交響樂有其獨特發展過程，經歷不同的社會制度革新，由貴族宮廷玩意逐漸演變成普羅大眾興趣。「中樂」本來也有其歷史，但不是現在的交響化「中樂團」能作代表。「真·中樂團」自古以來就有，成語濫竽充數，出自《韓非子·內儲說上》；「齊宣王使人吹竽，必三百人」，引證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樂隊表演已甚具規模，編制有三百人之眾，連出名「大陣仗」如馬勒(Gustav Mahler 1860-1911)、理察·史特勞斯(Richard Strauss 1864-1949)的交響樂作品、甚至荀伯克(Arnold Schoenberg 1874-1951)的鉅製「悍婦之歌」(Gurrelieder)也鏜乎其後。
姑勿論南郭先生是否真有其人，從出土文物所知，竽這件正宗的「中國樂器」設計完善，吹吸皆能發音，比起其他吹管樂器，可以輕易同時奏出幾個音，而且能持續發音，音量及音色控制容易，演奏效能優秀，所以非常受樂工重視，用作取律及領奏樂器。
可是經歷年演化，禮崩樂壞又改朝換代，竽雖有流傳下來，但形制大幅減省，並多以「笙」稱之，在合奏上多作和音之用，功能猶如像風笛的「和管」(drone)，失去領導地位。
笙
現今的竽、笙，有多項改革，在「中樂」演奏中的角色，更多是用作充撐和聲——和聲卻是西洋音樂理念——實在大才小用。近代發明的低音排笙、抱笙，是設計失敗的樂器，發音完全失去傳統特色，只著重取笙的和聲功能，又沿用人肉發聲方式，等如用人力去吹響一部小型管風琴，在喧天鑼鼓之中，根本聽不見，實在難以支撐合奏的低音部；而且樂器貴重，去屆校際音樂節「中樂隊」比賽的一首指定曲目，樂器編制需要用上低音笙，的確令不少音樂老師為張羅樂器而頭痛。
「中樂」可以理解成「中國人」的音樂，惟正統的「中樂」早在第一位「中國人」出現之前就已經在「中國人的土地」上失傳。禮失求諸野，傳統「中國標準語文」官話在邊遠地區——兩廣——流傳；唐朝的樂制在「中國人」視為「亡我之心不死」的東瀛妥善地保留著。現代某些新的笙型產品，也曾參考過小數民族的蘆笙而作改革。
竽乃五聲之長，自問係「中國人」，有五千文化承傳，就不應任其淪為伴奏樂器。三百人吹竽，和「具『中國』特色的交響樂團」，哪樣較能令「中國人」感到自豪？ 「中國人」撫心自問，此時此刻心中所想、腦中所載、口中所說、身上所穿的，有哪一樣是屬於自古以來的華夏文化產物？中國共產黨說要復興中華民族，誰知共產黨宣言率先在英國面世，理論翻譯自日本，政體由蘇聯毛子引進，先作亂華再乘虛而入。「人民」盲目相信「人民」政府統戰宣傳的「中國特色」，再將其無限放大，以為放諸四海（包括南海）皆準，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的「大右派」；而且經年受階級鬥爭教條影響，「人民」脾性普遍愚鈍暴燥，絕非儒雅中庸的華夏文明傳人。
「中國人」可以做點像個中國人的事嗎？從現在的國體看來，不可以。
胡喬立
作者簡介
音樂從業員
寫作軟件初階使用者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