過氣台灣歌手連月舉報「台獨」份子，事情鬧大了，不止把自己的出身地中華民國擺上檯，連大韓民國也拉落水。
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未經歷過大陸政治運動，以為舉報很好玩，又不失為表態示忠好方法；香港也另有一撮土共，大半生享受英國殖民政府營造的舒適環境，從未嚐過大陸政治運動的苦頭，熱衷於舉報文化，用來逞英雄、博上位。
近代影響藝術工作者最深，最令人搖頭嘆息的政治運動，必然是鄰近地區的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── 一場一發不可收拾，席捲全大陸，影響幾代人的瘋潮 ── 對社會文明破壞之深遠，連官方也稱之為十年浩劫；不過，中共奪權後，第一次以政治運動來公開整肅知識份子，應數「反右運動」。與反地主富農時，對「階級敵人」的物質施行破壞和搶奪有所不同，「反右」主要針對意識形態，箝制知識份子表達自由，對藝術創作環境影響甚鉅。
中共整肅知識份子，限制創作自由，由來有之，例如由延安時代已經開始「整風」，但一直只集中對付黨內異見者，未至於影響黨外人士，而「反右運動」波及每一個社會階級，衍生自稍先的「鳴放運動」。
1956年頭，大陸「解放」還未夠七年，人民與人民政府的關係尚在蜜月期，毛澤東有意展示中共的開明胸襟，來一個偉大光明正確的「開門整風」(取「閉門打狗」相反之意)，提出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」，從事藝術及科研的知識份子，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；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；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」，知識份子於是響應黨的號召，慷慨地「大鳴大放」。
但「鳴放」了不久，毛澤東聽厭了各方進諫，面對逆耳忠言，嚇得自己晚晚失眠，更怕反對聲音危及自己在黨的領導地位，就想方法要把情況壓下去，於是口風一轉，托詞「事情正在起變化」，把知識份子提出的意見說成是對黨的「猖狂進攻」；發動「鳴放運動」，正正是要引牛鬼蛇神出籠，要讓毒草冒出頭來，以便鋤掉。毛澤東美其名之「陽謀」。
當年「反右」掀起，即有一批人被劃成危害社會主義發展的「右派」，部份是領導人點名要扣帽子的「大右派」，但絕大部份都是因舉報而受牽連。
那時候的舉報，秉承共產主義唯物論思想，殘酷而又非人性；例如：黨中央批示下來，每個單位該有百分之五的人應被劃成右派，於是一眾單位領導，就開始盤算那份右派黑名單，不論名單上的人是否真．右派，即使冤枉也要交人到數。如果有哪一個單位領導交出人數未達既定指標，他就是包庇「敵人」，會被劃成下一個右派。黑名單人選方面，不外乎就是平日不咬弦、有過節的同僚，或者在公務上與自己有競爭，構成威脅者。此後，下屬討好幹部，幹部奉承領導，是非當人情，一層一層傳開去，結構性的犬儒文化，就是這般養成。舉報未必有實質奬賞，供出別人而求自己甩身，只是損人以求不損己的舉措。
一條「線報」，可以害人一生，當年有「反右」受害者，因為家人被定性為右派而受誅連，遭褫奪出外參加國際音樂比賽的代表資格，由單位改派實力稍遜，但「階級成份」較「紅」的人做代表。結果一出國門，幾乎貽笑四方，原本要去參加比賽為國爭光、拿獎回國，卻變成留學異地、接受外國專家再培訓。（當然，一朝學成歸國，那是另一番景象。）
「反右」期間， 總共有數十萬人被劃成右派，大都被下放到偏遠地區勞改，不少人在其後的「三年困難時期」中餓死；捱得到文化大革命「勝利結束」、再獲政治平反的右派，只餘十多萬活口。
經過了「反右」，有風骨的知識份子，死的死，勞改的勞改，總之就噤聲了，再過幾年，「文革」發動時，識時務的「俊傑」都學乖了，但凡最高指示都絕對遵循，沒有絲毫非議。在沒有抗衡聲音之下，以致「文革」一發不可收拾，全國上下寧可一窩蜂做錯事，也要用「鮮血和生命」來死守政治正確。
黃安的「反台獨」舉報，加上大陸「網民」批鬥，的確有一點「文革」的風格，容易令人感到威嚇，終令台灣藉韓國女團藝人及經理人公司公開道歉。事主周子瑜的讀白，內容高度政治化，超越藝人的份內事，經理人公司的反應更不屬正常商業行為，與其說經理人公司想照顧「大陸網民感情」息事寧人，倒不如說成愛惜人民幣市場的政治表態。難道一個１６歲少女在鏡頭前，說句「一個中國」，地球上真的變成就只有「一個中國」嗎？豈不是比開天闢地的神話更神？
經歷過戰爭的人，才明白和平的可貴。除非是唯恐天下不亂的「造反派」，有誰想再次看見政治勢力坐大，權力鋪天蓋地壓倒一切，藝術淪為政治工具；「盲字都唔識多個」的領導一聲令下，畫作變成愚弄文盲人口的告示板，歌曲挪作煽動民族亢奮的咒語。
筆者藝術修養未足成家，但沿著音樂這條路走了一段時間，多少養成一點挑剔的脾性，聽到荒腔走板，可以容忍，但必欲指正，善意提醒，絕不會違背良心講大話，把錯的說成對，因為謠言止於智者，謊言改變不了事實；有修養的藝術家，就是不會把美好說成醜陋。
不理是非黑白，為求自保含血噴人，此風不可長，希望隨著黃安「被噤聲」，風波可以就此平息，不要波及本地樂壇。
胡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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