藝術不應分左右，但有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；德奧浪漫時期的「最後一位大師」理查．史特勞斯（Richard Strauss 1864-1949），被視為日耳曼音樂象徵而被納粹抬舉做文化部長，給極右政府選中了，算是右派藝術家吧。中國藝術家，千百年來不太與政治有轇轕，又或者說仕途失意的人，反而更加能夠成就藝術，最佳例子莫過於蘇軾，貶官越遠，創作越豐。但中國近代政治環境逼人，你不談政治，政治還是會找上你，而且是左是右，不由你定，卻有排你受。
左派藝術家，當以投奔延安的一班作代表，其實大部份都不是支持共產黨，甚至弄不清楚甚麼叫社會主義革命，而是信了中共的文宣策略，以為國民黨撤退到大後方，畏縮不肯抗日；滿腔熱血的跑去延安，在罌粟田刻苦地生活一下便可以對抗日本皇軍。那一脫左派藝術家，個性天真又思想開放，胸懷大志，熱情奔放，懷抱革命浪漫主義，把希望投注到共產黨。但對黨來說，個個對「國是」充滿意見，各執一詞，七嘴八舌，中央旨意如何傳達執行？尤其是一班思緒澎湃的藝術家，對黨的過失，直言不諱，慷慨陳詞。黨中央覺得需要好好管束，於是來了一個「延安整風」，在「左王」康生領導下，美其名作「搶救失足者運動」。
整風過程淒慘，但不足為外人道，因為外人其實不太知道。例如王實味響應毛澤東「號召」，報章上撰文批評延安風氣「歌囀玉堂春，舞回金蓮步」，直指中共黨員享受權力歌舞昇平，不做革命應做的事情。「托派奸細分子」王實味被關五年，最後被秘密處決（過程非常殘暴，用鋤頭鑿胸，再埋入井底），王妻過了卅多年才收到死訊。
「延安整風」之後，確立了毛即是主席，主席即是主。自由意志被有埋沒人心深處，每個個體都只能（表現得）忠於黨，服從黨，包括文藝創作，只能夠成為中共的文宣工具。
數年後，中共奪國，解放土改，三反五反，康生鬥得不亦樂乎，掌握實際國家生產資源的人被鬥得差不多死清了，矛頭一轉便指向書生文人。1957年，毛澤東借故發起「反右運動」，各個階層人民皆被牽涉其中──依黨中央指示，每個單位組織都要有百分之五的人需被劃成「右派分子」，包括大量文人及藝術工作者──他們失去社會崗位，也從此失去正常的人生，廿多年後，毛死後才得以平反。
如果香港的藝術可以不受政治干擾（暫且撇開藝術業界的立法會議員，非但沒有民意授權，而且公認親北京政府，儼如文化部委書記），自由地發展，那是非常理想的氛圍，各類型藝術創作可以發揮自己所長，有利於提升水平。
從事創作定必追求進步，勇於互相比較而捨棄差劣者，守護優良再求邁向更高層次。看甚麼也當成藝術的審美眼光，亂筆塗鴉也是畫作，天籟地籟人言鬼話，都稱音樂，筆者可沒有這樣的大愛。
筆者自幼學習西洋器樂，器樂曲之中，又以交響樂團為最高藝術形式，其組織結構嚴謹，展現非常高的藝術層次，更受其他藝術形式膜拜，不然怎會有「洋為中用」的中樂團，俄羅斯巴拉拉卡民族樂團之類以交響化音效為尚的樂團。甚至有管樂團(Symphonic Band)演奏改編版交響曲展示實力，口琴樂隊成員以成功演奏（改編了的）管弦樂曲為榮。
筆者謹認為，全國各地皆有具自我特色的器樂合奏，何必要用二胡效法小提琴；撥弦發聲的巴拉拉卡琴模仿弓絃樂器，毫無效果；管樂手的吐音如何犀利，也不夠絃樂的Tremolo緊湊；口琴確係一件發音獨特的樂器，但用於大合奏，音色對比實在遠不及真．管弦樂團。
西洋管弦樂團，經幾百年改進才由湊合成形至臻完善。認定自己有優良的傳統音樂，又何需山寨歐美的玩意。每種樂器和演奏形式皆有其長，發明出來不一定是為交響化；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何必強求大家「同歌一曲」，還要動用公帑資助推廣，四出找人傾耳聽？
或許筆者應該要被分類成藝術右派。
胡喬立
作者簡介
音樂從業員
寫作軟件初階使用者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