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贈慶
一首歌一個故事
義勇軍進行曲 中(華民)國抗日歌曲
中共要為一首歌立法，此歌不是《普天樂》，不是《鞏金甌》，不是《頌龍旗》，不是《卿雲歌》，也不是《三民主義歌》。而係《（東北抗日）義勇軍進行曲》；東北抗日義勇軍者，係九一八事變之後打著抗日旗號成立的游擊隊，但不久就被日軍打敗潰散，餘部後來成為蘇聯共產黨附庸。除所謂的「抗日」行動，「義勇軍」還有對華北地方實行「土地革命戰爭」，籌建「中華蘇維埃人民政府」等，說穿了，其實是一支給蘇聯人利用，趁國難而謀國土的叛軍，「義勇軍」並非唯「中國人」所獨佔，其中也有蘇俄人甚至朝鮮人——當時理應是日本皇民——出任指揮工作。蘇俄幾百年來一向覬覦華北土地，但見日俄戰爭之後，日本人在東三省企穩住腳，蘇聯人眼紅之餘，又不方便自己出面，唯有略施小計慫恿一班入世未深的熱血「中國人」去代為參戰。
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曲者聶耳，在當時看來也似乎是個熱血青年，不過一介書生無謂去揸槍，而是留在上海，為激勵中(華民)國軍民北上東三省參加「義勇軍」，而寫下一首「抗日」歌曲。當時聶耳得聞好友及入（共產）黨介紹人田漢，要在上海推出一部電影《風雲兒女》，目的係從華東招攬年輕人北上加入共產黨的「抗日」武裝力量。當其時，東北抗日義軍其實已無力抗日，反而係在中國人的土地上流竄伺機擴張勢力；而當時國策，任何擅自對抗日本的軍事行動，均會被政府查禁。1935年，中國時值內憂外患，國民政府奉行「抗日必先勦匪，攘外必先安內，安內以攘外，剿匪以抗日」；先剿滅共產黨叛軍，再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付日本入侵。南京大屠殺的悲慘事實證明「先安內、後攘外」不無道理，淞滬會戰中國軍隊計劃以全國六成兵力，包括最精良的德械師反擊在上海的日軍，而中共游擊隊卻在後方拖國軍後腿，令國軍移防不及，結果上海失守，中國軍隊精銳盡失，大日本帝國陸軍前線小將殺得性起，遂繞過大本營決策，發動幾下輕率的進攻就直取國都南京。
吊詭的是，好一個愛(中華民)國文藝青年音樂家，卻在日本斃命；聶耳在鄰近東京的藤澤市游水時遇溺而死。中共文宣把聶耳包裝成一個年輕有為的抗日義士，為何又會死在大日本帝國海濱呢？套范徐麗泰的理論，年輕人不愛自己國家，最好方法係離開；當年的聶耳可能也其實不太喜歡中國，所以他要走，而且係聽從共產黨指示，出走到蘇聯，中途竟然取道「敵國」日本。究竟係共產國際已經一早滲透到日本，有完善脈絡撤走自己黨員，還是中共聲稱抗日，實暗地勾結日本人，俾能經日人之手偷運人蛇到蘇聯，希望知內情者可告之。
聶耳當年只寫了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旋律及簡陋和聲便「出國」了，據大陸的資料（隨時有誤——可以不用忌憚地引文自不知真偽的資料，筆者表示十分爽皮，做個大陸學者，好像很幸福啊），餘下譜曲功夫係由「蘇聯」南來的作曲家夏亞夫、現譯阿甫夏洛莫夫（Aaron Avshalomov 1894 –1965）完成。此君其實是俄羅斯猶太人，但有幾「蘇聯」，筆者真的不知曉！十月革命之際，阿甫夏洛莫夫經華北地區出走到美國三藩市，結了婚之後又返回華北，最終在30年代落腳上海，與幾個同樣為避開蘇俄亂局的同鄉一起，於上海作育音樂人材，並在因緣際會之下，受時任明星影片公司音樂科科長的賀綠汀所托而參與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編寫工作。阿甫夏洛莫夫逝世於美國紐約，終其一生，根本與「蘇聯」沾不上邊，卻反而在美國成家立室及終老。
至於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詞者田漢的遭遇，可能比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更慘——「收尾兩年」在文革中被鬥死，然而肉身在1968年離世，精神到1975年仍被批鬥，給「永久開除出黨」。田漢一生為黨，乃共一世，死後落得「罪大惡極」評價，嚇得長子田大畏連父親的骨灰也丟下不管。在中共的畸形治國手段下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曾經幾度被禁唱，先是文革期間，田漢被打倒時——當時只可演奏純音樂，唱出聲的「國歌」其實是《東方紅》。 然後是文革結束，華國鋒上台，覺得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不合時宜，打算徵求新「國歌」，與此同時「鼓勵」民眾把歌頌華國鋒本人的《交城山》當作「國歌」之用，不過徵曲事情隨鄧小平奪權上台而告終；之後的八九六四事件，天安門前示威群眾亦不時齊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激勵士氣，此曲於是又成為中共的監控項目；最近的一次，又是最丟臉到國際的，是2015年，一班中國人在曼谷機場耍賴，要求航空公司為天氣惡劣而延誤的班機作「合理」賠償，期間4人於機場範圍高唱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「振奮軍心」，折騰一番，最後給自己國家的旅「游」局記過，成為「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」。
觀乎外國文明政府，國歌可以不用法例規範，國民愛國家又好，愛君主也好，自會以歌頌之；英、法、德國歌均有大音樂家作改編，英國人的God Save the Queen/King，更給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（Niccolò Paganini 1782－1840）改得「鬼五馬六」，而當事政權表現大方，不會諸多計較，小題大造；相反，聲稱愛國唱國歌，卻被自己國家責罰，令外國人側目，唯中共國民矣。
胡喬立
